【穿越歷史的感動】“無風帶”掀民族風 書生引爆罷工潮

故事主人公：王立功，中共黨員。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曾先后擔任共青團大連特支青工委員、北滿地委書記、中共滿洲省臨委職運書記、滿洲省委書記等職。

王立功

1926年4月27日，在日本統治當局自稱為“無風地帶的關東州”——大連，一千余名“福紡”紗廠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

這次罷工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之一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王立功。此時，22歲的王立功已經是中共大連地委青運委員。

年紀雖然不大，但王立功已經是“久經沙場”了。

16歲的王立功高小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取大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沙河口工場技工養成所，成為該所第12期見習生。

當時，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和北平五四運動的發展情況已經傳播到大連。王立功用節約下來的錢購買進步書刊，接受啟蒙教育，並經常與同學和工友參加青年會主辦的講演會和各種活動，與進步同學一起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23年，京漢鐵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消息傳來，大連的工人階級受到極大鼓舞。王立功和該廠技工養成所畢業生傅景陽、於全福、於景龍以及工人唐宏經、高及三等人，從京漢鐵路大罷工中得到啟示，認識到：大連人民要想不當亡國奴，就得像京漢鐵路工人那樣組織起來。於是，他們商量，建立起像關內工會那樣的工人團體。

在大連建團體，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那時，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人民的一舉一動都嚴加控制。所以，給團體起個什麼樣的名字才能擋住日本人的耳目，是件很重要的事。

有人說：“京漢鐵路叫工會，咱們也叫工會吧。”王立功聽了后說：“這不行，日本當局對咱工人很了解，叫工會，他們絕對不會批准的。”

傅景陽很有心計，他說：“工會二字一定要留著，在中間加一個學字，叫工學會。這樣，既能以學文化學技術為名蒙蔽日本殖民當局，又能保持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特點。”大家一致贊同。經過一番籌備，1923年12月2日，“滿鐵”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正式成立。傅景陽當選為會長，王立功當選為組織干事。從此，王立功踏上了工人運動的風雨征程。

此時還沒有發生“九一八”事變，大連為何已經被日本統治了？

早在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被迫與沙俄在北京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之日起，大連即被沙俄殘酷統治了七年。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后，大連隨后淪為日本的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大連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長達40年之久。

1925年5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深受日本殖民統治之苦的大連各界人民得知這一消息，立即沖破殖民統治當局的種種阻撓和封鎖，同全國人民一道聲援上海人民，掀起了大連地區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愛國斗爭浪潮。從6月中旬開始，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散發傳單，開追悼會和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王立功在共青團大連特支的領導下，積極活動於工人、農民、學生之中，講述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的經過，帶領群眾高呼口號，吸引了許多群眾一起聲援。

與此同時，王立功又在工學會的領導下，利用傳統的校友組織形式，發起成立了“大連中華職工見習同窗會”，以此為中心，團結“滿鐵”沙河口技工養成所數百名歷屆畢業生，增強反帝愛國力量。王立功在《同窗會成立感言》中寫道：“組織團體是代表同階級的利益，對外抵御不合理的壓迫，對內用以發揚人類互助的精神。”並號召：“工友們要看准了目標，抱定了主旨，驅除魔鬼，奔向光明的大道，堅固我們的營壘，調整我們的隊伍，最后勝利是我們的。”

1926年初，中共大連特支成立，大連地區有了黨的組織。王立功在傅景陽的介紹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大連福紡是日本紡織托拉斯福島紡織株式會社的一家企業。1925年春，大連福紡建成投產時有1萬多紗錠、500多名工人。1926年春，增加到近2萬紗錠、1200名工人。1926年4月，“關東州”當局宣布金票漲價，每元金票換一元二角小洋（奉洋）。4月25日，廠方用小洋開餉按金票扣飯費，發餉的工頭又從中克扣。工人的微薄工資本已難以糊口，加上廠方如此盤剝，引起了全廠中國工人的不滿。工人們向廠方提出按小洋收飯費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絕，這就更加激怒了工人。第二天早晨，有一部分工人沒有上班，要找廠方算賬。

4月26日，大連黨組織的領導人楊志雲、傅景陽、唐宏經、王立功等人開會討論了福紡工人罷工的策略問題，幫助修改了罷工要求，把工人群眾提出的20余條要求歸納為6條：不得打罵和虐待工人﹔准許孩子媽媽在工間給孩子喂奶﹔增加工資三分之一，不許漲飯費﹔每兩周有一個公休日，公休日干活發雙倍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每天以10小時為限﹔降低內宿工人房租，外宿工人發補助費。

但這些合理要求遭到了角野蠻橫無理的拒絕，工人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紛紛要求立即罷工。4月27日上午10點30分，工人拉下電閘、拉響汽笛。工人們伴隨著汽笛聲，像潮水般涌出工廠大門，開始了聞名全國的大連福紡工人大罷工。

大連福紡工人大罷工不久，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非法逮捕了傅景陽等罷工骨干，罷工運動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面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血腥鎮壓，唐宏經、王立功等工學會領導人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把罷工斗爭進行到底，組織散發了《福紡罷工工友致大連全體工友書》、《福紡罷工工友泣告周水子農村父老書》，向全市人民宣傳“福紡”紗廠工人罷工的真相，呼吁 “全大連人民聯合起來”、“農工聯合起來”，從而激起了全市各界人民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極大憤慨，有力地支援了“福紡”紗廠工人的罷工斗爭。

同年8月，“福紡”紗廠百日大罷工取得了勝利，但是工學會主要領導人及罷工代表仍關在獄中。為了使獄中難友早日脫離虎口，1926年年底，中共大連地委決定派王立功和辛培源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

寒冬臘月，北風呼嘯。王立功和辛培源行走在上海街頭，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黨中央領導同志。王立功向黨中央匯報了大連“四二七”大罷工的斗爭經過，並遞交了尚在獄中的工學會領導人和罷工工人代表的名單，請求黨中央通過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向駐廣州的日本總領事進行交涉，黨中央立即作了安排。匯報完工作以后，王立功等工人又受黨中央委派，由上海直達廣州，參加了省港罷工勝利結束后的總結大會。返回大連后，他積極參加了營救戰友的工作。

艱苦的生活環境和過度繁重的工作，使王立功本來就瘦弱的身體又染上了在當時稱之為不治之症的肺病。但他始終抱著革命樂觀主義態度，置重病於不顧，繼續為工人運動四處奔波。

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據王立功在工人運動中所表現出的工作才能，正式任命王立功為滿洲省委書記。他與其他同志一道領導東北地區廣大黨員在白山黑水之間進行艱難的開拓。

由於極度勞累，王立功的肺病經常發作，每日咳血不止。1934年因病情急劇惡化，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