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特展让观众的目光不但聚焦到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上，也让辽宁大地上的辽西走廊同样受到关注。

日前，为期3个月的“山海有情·大漠鸣沙——在辽宁遇见敦煌”敦煌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拉开帷幕。这样一个与敦煌有关的主题展，让观众的目光不但聚焦到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上，也让辽宁大地上的辽西走廊同样受到关注。

“作为中国两大知名廊道，辽西走廊与河西走廊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相距遥远，但二者在文化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即二者都是文化交融的通道。”专注辽西走廊研究的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说。

“古辽西”与敦煌：

共奏文化交融乐曲

“山海有情·大漠鸣沙”敦煌文化特展上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出土于莫高窟第61窟，为元代著名碑刻。碑石已残，但正面文字基本完好，上额自右往左横刻“莫高窟”三字，碑心刻四臂观音坐像，坐像上方及左右两侧各刻“六字真言”二行，计有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等六种文字。此碑另刻有功德主、立碑人等82人的题名，均使用汉字，其中有蒙古、汉、党项、回鹘等族人，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多民族文化间的交往，是河西走廊地区文化交融的见证。

专注河西走廊研究的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表示，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狭长如走廊而得名。它呈东西走向，东起甘肃武威市乌鞘岭，西至敦煌市玉门关，在古代时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通道，也是欧亚大陆内陆地区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天然通道。

“与河西走廊一样，辽西走廊也是文化通道。”崔向东说。辽西走廊呈南北走向，涉及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两省一区，包括大凌河廊道和傍海道。崔向东表示，诞生辽西走廊的“古辽西”自古就是多元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上交相辉映，相互取代中又彼此融合，使这一区域具备了民族融合的先天基因。

不同历史时期，辽西走廊的文化交融体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学习、实施汉文化，比如在秦汉时期，乌桓、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制度和文字，日渐与汉人融合。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等游牧民族“渐慕诸夏之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

再有一个就是学习游牧民族风俗。唐代营州（今朝阳）是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明清时期，居住在辽西走廊的汉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蒙古族文化影响。

崔向东说，以上这些体现了辽西走廊地带的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借鉴、融合，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都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国的发展。

虎山与嘉峪关：

见证文明互鉴回响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是欧亚旧大陆多种文明的碰撞交汇地，又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在辽宁省博物馆这次举办的敦煌文化特展上，很多文物都能证明这一点。”李永平说。

崔向东认为，辽西走廊与河西走廊，二者除了在底层文化上都是文化交融与交流的通道外，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河西”与“辽西”两条走廊之间，最明显且直接的联系是在明朝时期。明长城东起辽宁省丹东的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这条横亘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万里长龙，不仅在东西走向上串联起了众多重要关口和边塞，而且链接起了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

不仅如此，在明代长城建成之前，北方地区还有一条延绵千载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融合了商贸、文化的交通要路，既沟通起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让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之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贵族冯素弗墓里出土的那件‘鸭形玻璃器’，就是从遥远的罗马帝国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传至辽宁省朝阳北票地区的。而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也与河西走廊有所联系。”崔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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