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东北大学南湖校区一舍、二舍之间的“一二九”花园，一座伫立在花园中央的古铜色群雕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前仆后继的青年学子顶着寒风，高举校旗，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踏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刚毅的轮廓、坚定的眼神、激情的手势，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群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走上流亡之路。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师生流亡到北平。10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课。

1935年12月8日晚，许多东北大学学生都接到了来自北平学联的通知：12月9日上午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进行爱国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一致抗日。每一个东大学子都深知这次活动的分量，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民政府节节退让，“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次日清晨早餐时间，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在总校大餐厅召开，到会的三百多名爱国学生群情激愤，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学联的决定，坚决参加请愿游行。学生大会当场推举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宋黎为东北大学请愿队伍总指挥。

东北大学学生走在请愿游行队伍最前列

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军警阻隔在城外的情况下，东北大学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高举大旗，冲出被军警包围的校门，走上西直门大街。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都曾留下东大学子在数九寒冬里与军警搏斗的画面；水龙头、大刀、木棍也未能阻止年轻却又坚韧的步伐。这一天的游行，共30余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

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从这天拉开了序幕，东北大学也在运动中书写了流亡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

在一二九运动中，当时在东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阎述诗带领学生收容一批批被送至东北大学的伤员，又和学生一道将重伤者转送至医院抢救。他目睹了学生头上、肩上都在流血但决不退缩的场景，听到学生高声朗诵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以振志气。慷慨激昂的朗诵声同情不自禁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阎述诗深深地被学生这种为国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阎绍璩，字述诗

当他返回东大宿舍时，恰好东大文学院学生金肇野南下武汉归来，带回了光未然新作——独幕剧《阿银姑娘》和该剧的序歌《五月的鲜花》。金肇野告诉他，《阿银姑娘》已被光未然领导的武汉拓荒剧团列入《国防三部曲》公演计划，只等序曲谱曲了，阎述诗慨然相许。

阎述诗本人是从东北流亡到北平来的。他在顷刻之间，就对歌词中所说的“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悲愤，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迸发出强烈的共鸣。随着感情的升华，他很快构思好了音乐的主题，纵笔谱写完了金曲。后来，独幕剧《阿银姑娘》由拓荒剧团在武汉公演，《五月的鲜花》便作为救亡名曲，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荡于抗战救亡前哨。

按照北平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在罢课宣言中，学生们提出：反对成立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反对投降外交；动员全国抗日。然而，当局仍坚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16日再次发动游行大示威。示威游行的重担又一次落到东北大学的肩头：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这次游行的指挥；东大被定为第一路共8所学校的领队学校。

一二九运动中的宋黎（下）

16日这天，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镜湖中学、师范大学、民国学院等院校的同学经过多次顽强战斗，按时汇集到天桥广场。在这里，汇聚的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八个决议案，并决定立即到外交大楼举行示威。然而，示威游行再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1936年12月9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参加请愿游行

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核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由于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被安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表现出“为实施救国主张，置生死于度外”的抗日决心。学生们先是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向临潼出发，向驻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不但不愿意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反而下令军警准备新一轮的屠杀。张学良为了保护学生不受伤害，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们承诺：“请大家相信我，在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

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命运由此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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