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老一代人的记忆里，凡是跟钢铁相关的物件大多离不开一个“洋”字，洋枪、洋炮、洋铁、洋钉……这些今天的孩子们都听不太懂的词，浓缩着积贫积弱的困苦。

1951年拍摄的鞍钢炼铁厂外景。鞍钢集团供图

然而，光靠“洋”，终究是靠不住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49年11月，美国组织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统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

从1950年1月开始，美国的“封锁”“禁运”措施不断升级。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新中国。3月，美国宣布所谓的“战略物资管制办法”。按照这个办法，被管制的物资共计600余种，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学原料等。

美国还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并威胁这些国家如果不执行，就削减对其的贷款。当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

今天我们常常谈起的“卡脖子”，早已有之。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志愿军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当时中国的钢产量仅仅是同期美国的1/144，有些战士身上带的子弹都装不满一个弹夹。

职工群众踊跃参军。鞍钢集团供图

电影《钢铁意志》剧照

电影《钢铁意志》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紧迫”地展开了。103分钟的影片，分明打开了一部突破“卡脖子”的历史教科书。

党的坚强领导

从连长到厂长，一字之差，赵铁池却需要从头做起。

没有图纸、不懂技术、零件不全、设备损坏，还有专家冷嘲热讽、敌人暗中破坏、战友血染他乡……赵铁池之难，也是时代之困。

越是立下雄心壮志，就越是要去面对千难万险。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向高处走的路上从无坦途和捷径。如果说脱下军装的赵铁池还有什么经验可用，那便是钢铁般的意志。

千疮百孔的工厂，一盘散沙的企业，需要毫不犹豫、毫不妥协的领导。“党派我来这就是要改变这个现实！”在电影里，赵铁池的几场动员讲话，如炉火般炙热。无论清除高炉里的大铁砣、还是发生事故时顶着火光冲进现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赵铁池都冲在最前面。

电影《钢铁意志》剧照

这是带兵打仗“攻山头”留下的习惯，共产党人要永远冲锋在前。

“国民党接收3年一事无成，我们只用了半年就炼出了铁水，这是人心啊！”电影里，在钢铁专家付三余的感慨中能听到人心所向。

只要有火种，就会点燃更多的“高炉”。在现实里，鞍钢解放时只有8名共产党员，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2722名；5200名职工加入工会，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党组织起来的鞍钢工人，成为鞍钢全面恢复生产的主力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1950年初，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人们形象地称为“500罗汉”。

“一五”期间，鞍钢产量很快就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每年生产的钢、铁、钢材均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竣工投产。帝国主义“卡脖子”的图谋从此走向彻底破产！毛主席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这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带来的就是“鞍钢支援全国建设”。从上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余人，先后支援建设了武汉、包头、酒泉、湘潭、北京、马鞍山、本溪、唐山、重庆、攀枝花、齐齐哈尔、抚顺、昆明、水城、柳州、凌源等30多家钢铁企业。鞍钢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坐着同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鞍钢，又坐着同一列火车离开，电影里的赵铁池和孙雪飞开启并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从重点突破到四面开花的历史进程。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

电影里，无论是鞍钢一把手总经理程时勋，还是劳动模范孟泰，或是英雄厂长赵铁池，只要坐进了技术专家孙雪飞的课堂，就都如小学生一般的规矩——上课不许迟到，回答问题要起立。

即便倔强如赵铁池，也明确知道，突破技术难关光靠立军令状是没有用的，要抡起膀子干，更要俯下身子学！

于是，孟泰杀了家里的猪做成红烧肉给专家们补脑子；“小女子”孙雪飞在课堂上严厉起来，“钢铁直男”也要乖乖听话；在总经理程时勋的办公室里，还专门给孙雪飞留了一块小黑板。

电影《钢铁意志》剧照

在现实里，鞍钢对人才的尊重甚至要超过电影里的待遇。

鞍钢解放之初“靳树梁、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王之玺、毛鹤年”六位专家的人生际遇颇为传奇。他们同在德国留学，同为国民党政府接收鞍钢的大员。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几天后，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刘云鹤特意将六人请到家中，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自此，他们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鞍山市把最好的房子，最高的生活标准给了这些专家，还把鞍钢真诚地托付给了他们。李松堂成为鞍钢轧钢部总工程师，邵象华担任鞍钢炼钢部总工程师，杨树棠成为制造部总工程师，毛鹤年为动力部总工程师，王之玺为计划处副处长，靳树梁则协助副经理郝希英领导全公司的业务。

对专家最好的尊重，就是给他们舞台，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1949年7月9日，鞍钢全面开工，史称“七九开工”。大会上，王之玺被推荐发言，他还与杨树棠一起，荣获鞍钢授予的“一等功臣”称号。随后，王之玺又进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曾撰文回忆：“毛主席问我：‘你这个钢铁专家是英美派，还是德国派？’我答：‘是中国派。’”

这“六大员”都成为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人物。靳树梁在解决高炉结瘤、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等方面成就非凡；毛鹤年主持了中国第一条22万伏、33万伏、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并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王之玺组织制订我国第一套钢铁产品标准和全国统一的钢铁生产操作要点；邵象华则被授予中国工程技术的最高荣誉——“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

他们中4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

依靠群众智慧，尊重基层创新

复工复产零件短缺，孟泰打开了他的仓库，鞍山市民排着长队献交器材；沈飞需要副油箱拉杆，王崇伦钻研攻关解决难题，让专家们刮目相看……这些电影里的片段都来自真实的故事。发动和依靠群众，鼓励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也是鞍钢能够快速复工复产、攻克技术难关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2日，鞍山市政府发布了《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鞍山钢铁公司随后也发布了《敬告鞍山各界同胞书》。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献交器材的有10745户，占全市户数的39％，共献交各种器材21万多件。此情此景，让原国民党专家目瞪口呆。

电影《钢铁意志》剧照

孟泰，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半辈子漂泊不定，当解放军开进鞍山城，工人们当家做主，年过50的他才找到了“家”。“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孟泰一句话，戳中了工友们的心。

孟泰（中）和工友们一起研究高炉的冷却设备。鞍钢集团供图

1952年，王崇伦承担加工飞机副油箱拉杆的任务，他设计并制造出利用刨床加工拉杆的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而且全部达到一级品。1953年，王崇伦相继革新成功7种工、卡具，发明了“万能工具胎”，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从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王崇伦（左）与工友一同开展技术攻关。鞍钢集团供图

战场上，志愿军急需方便且耐用的军镐、军锹。鞍钢的工人们发明了“旋转串铸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镐的产量和质量。鞍钢很快就生产出军锹和军镐共计36万把，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随着战局的发展，志愿军急需大量的炮弹，鞍钢又接到了紧急生产炮弹钢的任务。为了达到炮弹钢所需要的性能，工人们创造出“高温、薄渣、活跃沸腾操作法”，成功冶炼出“50锰炮弹钢”。

这之后，鞍钢放手发动群众，探索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批示肯定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将之称为“鞍钢宪法”。由鞍钢工人们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在全国工业企业大面积推广。

从技术到管理，一线工人和广大群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让鞍钢在一片凋敝中迅速恢复生产，又突破一个又一个难题。

1949年中国年钢产量只有不到16万吨，在全球占比只不过0.2%，到了2021年，中国年钢产量超过10亿吨，全球占比超过50%，连续20多年全球第一。钢铁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创业史。从无到有，百炼成钢，如今的中国钢铁已然傲视全球。

“卡脖子”从来不是一个新话题。从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根钢轨、第一卷热轧卷钢……七十余年，一切封锁、破坏、质疑、否定，都成了我们不断胜利的背景。

面临困难时不妨回头看看一路走来的经验。在电影《钢铁意志》里，我们看到了迈出第一步的艰难困苦，也看到了“攻山头”的方法和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尊重科学规律、尊重专业人才，发动和依靠群众，《钢铁意志》里的启示，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所有的“卡脖子”，都将成为我们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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