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感动】斩荆棘垦荒东北 纺纱厂死里逃生

故事主人公：刘少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

沈阳的四平街（现在的中街）小东门，在民国时是非常繁华的地段之一，人口稠密，店铺林立。1928年12月24日，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14个衣着各异的人从这里招摇过市，他们有的穿皮袍，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身着呢大衣，有的一身工装，引起老百姓的围观，议论纷纷。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呢？他们就是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成员，有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共青团省委书记张任光……他们正在大东门外黄土坑附近的共产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由于会场选在了敌人非常留意的兵工厂附近，这十几个着装各异的人集中到一间工人居住的房间，引起了密探的注意，结果会议进行当中，十几名警察破门而入，满洲省委成员全体被捕。

满洲省委工作由此陷于混乱状态。

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1928年底，谢觉哉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正赶上满洲省委遭破坏。4个多月时间，他一边组织营救被捕同志，一边认真观察这里党的工作，于1929年4月13日发出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到的那日，也许就是那个钟头，前省委全体被捕，前省委情形无从知道，但是人都说前省委工作紧张些，也许是后省委不做事，就觉得前省委好。”

谢觉哉对当时满洲省委主要成员的状况逐一进行了分析，接着指出：“满洲环境是很好的，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是文化非常落后，旧思想非常浓厚。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说等于零。但是不能说那地方不好做或不能做。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

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在新一届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东北各地的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奉天的小规模斗争不断。1930年1月间，辽宁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省财政厅的200名下层雇员和勤杂工人罢工、奉天电灯厂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罢工、奉天制糖厂要求加薪的罢工、奉天日本洋服店雇员要求获得星期日休息权利的斗争。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资本家的压迫下，抚顺煤矿工人的劳动情形。

在抚顺，1929年秋天，阿金沟煤矿连续3个月不给工人开工资，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号召工人罢工反抗。结果资方到矿工居住的大房子赔礼道歉，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补发了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阿金沟煤矿工人罢工的胜利对抚顺工人震动很大，影响极深。在抚顺特支的组织下，抚顺炭矿机器厂的工人于1929年12月23日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谈判结束不久，日本人车间主任也被撤掉，罢工斗争取得完全的胜利。

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指示杨一辰等人：“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工人困苦，组织工人据理力争。要坚持合法斗争，争取斗争胜利。”1930年1月，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花红”斗争，便以沟帮子为中心，在北宁路关外段全面展开。在关里关外铁路工人的支援下，迫使北宁当局让步，同意发给工人年终“花红”。

在农村，1930年，中共台安县特支开展了“找价”斗争，要求盘剥农民血汗钱的地主增加工钱，否则罢锄。大地主不得不向雇工返回少给的工钱，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偏远的山区或半山区的磐石、延吉、清原、柳河等地，广大农民群众还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进行了武装斗争。

此外，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也高度重视，专门抽调一批党团干部打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1929年到1930年，满洲省委根据日本侵略活动日益猖獗、中日之间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发展需要，决定对各地反帝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统一组建为反帝大同盟，先后选派了任国桢、饶漱石、赵尚志等许多得力干部去开展这项工作。

1930年2月，辽宁反帝大同盟在沈阳宣告成立，辽宁反帝大同盟不仅在沈阳市内有会员，在大连、抚顺、鞍山、辽中、新民等地都设有分会和小组，他们的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奉天纺纱厂旧址。

奉天纺纱厂是1921年建厂的官僚买办企业，有工人3000余名，他们遭到厂方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1929年7月间，奉天纺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几次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工人们受到了锻炼，也提高了斗争勇气。刘少奇特别关注这里的斗争，派中共满洲省委的干部孟坚到奉天纺纱厂同厂里的中共支部商讨斗争方案，并决定由纱厂里的中共支部书记常宝玉等人在工人中发动罢工。

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刘少奇决定亲自去奉天纺纱厂。8月22日下午，他们来到纱厂北门外的小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然而厂门紧闭，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只有几个厂警在大门口转来转去。刘少奇凭着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知道情况有变，果断地决定，不能再等，应迅速转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发现他们两人，便持枪冲了过来，将刘少奇、孟坚逮捕。

纱厂这次捕人事先已有预谋，因为纱厂地下党员泄露了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和厂外人会面的消息，常宝玉已于两天前被捕了。

审讯时，由于常宝玉不认识刘少奇，在厂方的追逼下把煽动工潮的事推到孟坚身上，而孟坚称自己是教书的，根本不知道纱厂的事。

因审讯毫无结果，第二天办案的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只好将三个人和两次审讯记录一并送到奉天高等检察处。

刘少奇凭多年对敌斗争经验，对案情已经有清醒判断：当局既然没有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那就说明敌人还没有掌握党的活动的真凭实据，此案只能算一般的工潮案，刘少奇据此确定了对敌斗争策略。

9月上旬，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刘少奇的回答同先前的口供一样。法官又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动刑逼出来的。不到一小时，法庭调查结束了，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人前后相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几天后，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作出判决，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劳资关系，被判罚40天拘役。

就这样，刘少奇脱离了虎口。回到省委后，刘少奇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出狱的经过。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