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瓷钵一个算盘记载一段悲壮的抗日故事

王敏娜

2016年12月21日10:14  来源:辽宁日报
 
原标题:一个瓷钵一个算盘记载一段悲壮的抗日故事

1938年,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仓库被“抗日放火团”烧毁,侵略者损失惨重。

核心提示

在大连现代博物馆,两件新发现的“抗日放火团”的遗物正在展出——一个瓷钵,一个算盘。

日本侵华期间,在大连建立了许多军事机构并囤积许多战略物资。然而,神秘的大火频频光顾侵略者的工厂、仓库,侵略者损失惨重。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日本侵略者惊呼为“天火”。

事实上,这些“天火”是由大连“抗日放火团”放的,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后方战略物资。那么,“火种”是怎么制造的?他们又是怎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功放火的?这两件展品背后有许多秘密。

用途:用最简陋的工具配制定时炸药

在大连现代博物馆二楼的“近代大连”展厅中,有一个单独的展柜,里面摆放着一件瓷钵和一把木制算盘。就是这样两件不起眼的展品,却是大连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的见证,它们背后的故事极富传奇性,它们的发现过程也充满了曲折。

刘俊勇原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退休之后,他便来到大连现代博物馆当起了志愿者。在为观众讲解馆内展品之余,他还对馆内的藏品进行研究,并最终弄清了瓷钵和算盘的用途。

12月9日,记者在博物馆看到,瓷钵要比普通的白瓷碗更大更厚一些,口沿处有一个方便倒东西的口儿。经测量,瓷钵的上沿直径为17.4厘米,底足直径10厘米,高7.5厘米,瓷片的厚度超过1厘米,通体敦实、稳重。算盘看上去则十分普通,其长为17厘米,宽约6厘米,有些磨损。

记者查阅资料获知,“抗日放火团”又称“国际情报组”,是共产国际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由爱国抗日青年组成,以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1934年,受训回国的中共党员姬守先等人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1934年秋,大连“抗日放火团”成立。

由于日本占领大连期间管控极为严格,大连“抗日放火团”的行动十分困难,特别是放火所需的定时炸药很难运进来。因此,大连“抗日放火团”平时主要靠自己采购原料来配制定时炸药。

“配制火药的原料并不是现成的,很多都需要进行研磨、调制,在这个过程中,瓷钵的作用不可或缺。”刘俊勇说。

另外,瓷钵内壁无釉的部分有些泛黑,犹如树木的年轮,一圈圈由碗底向上延伸。这些黑色的附着物是什么呢?

起初,刘俊勇认为这种黑色的东西可能是火药,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火药不可能一直保留在器物表面。于是他和大连现代博物馆同事又翻阅了大量制作火药的资料,最后发现,要配制定时燃烧物,除了需要氯酸钾、硫酸、砂糖等原材料以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鞋油。因此,瓷钵内壁泛黑的颜色应该是鞋油。

至于算盘的用途,刘俊勇分析称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用来计算地下组织的账目;二是在研制定时炸药时,用来计算各种原料的比例以及爆炸的时间。

秘密:配制炸药时不让妻儿在现场

瓷钵和算盘的所有者是大连“抗日放火团”的主要领导者邹立升,他负责配制炸药。

刘俊勇介绍说,邹立升的老家在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1934年4月,他来到大连的码头当苦力,住在“红房子”里。3个月后,他结识了从苏联受训回国的“抗日放火团”负责人李寿山并加入了这一组织。邹立升在那时接受了秘密培训,学习和掌握了放火、制造发火装置等技术。

“1942年12月9日,也就是74年前的今天,邹立升被日本殖民当局杀害了,当时他怎么制作定时炸药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刘俊勇说,前些年,他曾问过邹立升的妻子包玉侠,但包玉侠告诉他,邹立升每次配制定时炸药都是一个人秘密进行,不让家人在场。

事实上,包玉侠一开始并不知道邹立升是在配制火药,直到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她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忙乎。忽然,屋里发出一声闷响,包玉侠急忙跑了进去,发现满屋都是浓烟,邹立升的眉毛和胡子都烧焦了。那时,她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

自那之后,每当配制火药时,邹立升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在屋外放鞭炮来掩饰。

1935年6月25日晚8时,邹立升让“抗日放火团”工作员高绪慎把他制作的定时炸药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的油漆仓库,成功地施放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第一把火。之后,邹立升把他研制的定时发火装置分发给队员,让他们寻找时机,采用定时引爆手段放火,造成自然火灾的假象,以迷惑日本殖民当局。这种方法不仅保证了行动的成功,还成功地使日本殖民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这些火灾是“天灾”。

在邹立升的影响下,妻子包玉侠也加入了“抗日放火团”,成为一名交通员,主要负责把制造发火装置用的原材料等物资带入大连。从1937年12月至1939年3月,包玉侠多次乔装打扮,到天津、北京、沈阳等地传递情报,带回放火所需要的物资。

邹立升和包玉侠夫妇并肩作战,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记者查到194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在《国际工作班的概况》中的统计资料,记载着,“抗日放火团”1935年6月开始对日本在华军事目标进行放火、爆破等破坏活动,1940年6月被破获,在5年时间里,这个组织在大连实施放火57次,在安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北京)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总计放火、爆破78次。

大连“抗日放火团”被破坏以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找到放火的证据,将相关物证扫荡一空。由于瓷钵在碗柜里放着,看上去就像盛饭打汤的瓷碗,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木制算盘也因为其不显眼,无法将之与放火联系起来,也得以保存。

寻找:从烈士后人的留言中发现文物线索

瓷钵和算盘的发现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瓷钵和算盘都是从山东追回之后,放在展厅里的。”大连现代博物馆副馆长李媛媛告诉记者,在2013年布置展厅时,博物馆把近代以来大连发生的大事做了盘点,其中“抗日放火团”是大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中一段极其闪光和悲壮的部分,是需要重点表现和弘扬的内容。因此,博物馆准备在馆里专门开辟出一块地方,用于介绍大连“抗日放火团”的事迹。

然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从资料中查到关于大连“抗日放火团”的记载,很难找到实物,最后只好用一些代表人物资料和历史图片进行展示。

不过,在博物馆“近代大连”展厅对外开放两个月后,工作人员在观众留言簿上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位名叫邹岩的观众留言说,自己是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邹立升、包玉侠夫妇的孙子,于“五四”青年节来参观,并留下了详细的个人信息。

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根据留言簿上的信息,很快与邹岩取得了联系。在与邹岩沟通中,他们得知邹立升和包玉侠夫妇留下了遗物,其中就有这件瓷钵。

遗憾的是,在多年前,这些遗物都被送到了邹立升的山东老家,那里准备筹建一个纪念馆,但后来纪念馆并没有建起来,最后失去了联系。当年大连“抗日放火团”的遗物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

“这是一组革命文物,是一批无价的精神珍宝,当年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我们有责任找到他们的遗物。”李媛媛如是说。

在邹岩的协助下,大连现代博物馆派人前往山东寻找烈士的遗物,几经周折,最终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黄务村找到这件瓷钵、木制算盘和一份包玉侠手书的 《控诉书》,目前,这些展品正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

“历经70多年的风雨,先烈的遗物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实属不易,我们博物馆工作者应当努力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大连现代博物馆馆长姜晔这样对记者说。(照片来源于相关资料)

(责编:孝媛、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