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2016年12月08日21:17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张之洞差点改变“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鸦片战争史、戊戌变法史领域的专家,分别于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过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著作。近年,他埋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总让他觉得惊心动魄。

  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

  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

  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

  辜鸿铭曾有英文著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

  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

  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 ,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 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

  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著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

  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

  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

  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

  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

  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

  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

  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

  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

  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

  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

  读+:你怎么看待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

  茅海建: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那种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种害怕揽事、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康党”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时务报》纠纷时,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征求他的意见,他用“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当然,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

  读+: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张之洞的成就?

  茅海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

  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责编:汤龙、边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