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坚决的民主战士

2016年11月18日10:54  来源:沈阳日报
 
原标题:杜重远: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坚决的民主战士

杜重远

在沈阳市沈河区惠工广场西南端的不远处,有一座楼面呈灰色、中西合璧式的三层小楼矗立着。它已被市文物保护部门列为不可移动建筑文物。现为沈阳台商商会办公处。

据有关史料记载,该楼始建于1923年,至今已有88年的历史。据沈阳大学退休教授王守智先生介绍,这座小楼的始建者和它的主人,是创办奉天(今沈阳)肇新窑业公司,志在实业救国,为抗日救国几赴新疆,惨遭军阀盛世才杀害的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杜重远。

少而有志 远赴东瀛

杜重远,字乾学,号重远,1897年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颖的杜重远,在亲朋的资助下,13岁时读完了私塾。后于1911年瞒着家人执意来到奉天(今沈阳),并考取了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由于杜重远聪慧进取,学业成绩优异,在校念书时就享官费待遇,直至毕业。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时,杜重远曾不顾奉系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参加了校内举行的抗日集会,进行张贴抗日壁报和演讲等活动,初步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

1917年,杜重远从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抱着“提倡实业以救中国的愿望”考取官费留日,负笈东瀛,入东京仙台(另有记载“藏前”)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制造。他在日留学期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常奔走于中国留日学生之中,呼吁“读书不忘救国”,发动学生抗议示威。后又参加“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回国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并组织了京、津两地的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示威游行。

创办实业 肇新一帜

1923年冬,杜重远从日本毕业归国后,放弃一切当政府官吏的机会,回到奉天(今沈阳)经营瓷业,以实现救国的夙愿。他求亲靠友积极筹资,凑集了10万元,于同年3月,在奉天市(沈阳)城北小二台子购地100余亩,开始建窑,办起了小型砖厂,生产砖瓦,定厂名为肇新窑业公司。

经过三年的奋斗,杜重远创办的肇新窑业公司成为奉天省第一个新式砖窑。1924年春,又增加一些新股,连同旧股合计奉票20万元,兴建一座德式哈夫曼大轮窑,从而扩大了砖瓦的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对奉天建筑所用砖瓦的垄断。为了增强与日商的竞争能力,他继续借款、筹款,扩大企业。1927年春,又筹资30万元,在原有砖瓦厂的基础上开始兴建新窑,新建制坯、绘釉等车间。此时,张学良也从边业银行拨出现洋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投资。

公司从大连等地聘请技师和技术工人,共同研究改进技术,从外国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1928年8月16日正式投产,试制出第一批50余万件瓷器。次年,年产量就达到300万件。由于该厂生产的瓷器色泽优美,花纹新颖,并以低于日货70%的价格出售,进而畅销东北各地。1930年1至8月,该厂生产出20多种花色规格的瓷砖达533万件,仍供不应求。到1930年底,该厂职工总数已达600多人,年产各种陶瓷器约600万件,价值40万元,并在东北各地设包销处42处。当时,在奉天(沈阳)已成中国人自己经营规模最大的窑业工厂,也是中国机械制造陶瓷的第一家。

由于肇新瓷器迅速占领东北市场,致使日资大连大华瓷厂销量锐减。为此,日本人以肇新窑业公司挖其墙角为由,起诉到经济法庭。然而,在庭审中,杜重远却严词答辩:“中国工人愿意到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工作,乃是上关主权、下关人权之所为,无可非议之举。”在奉天民族工商业者的声援下,日方终以败诉告终,被迫转产耐火砖。至此,东北日用瓷器生产惟“肇新一帜”。

舍弃实业 抗日救国

杜重远的抗日爱国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恨之入骨。起初,日驻奉天总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宦相诱,杜重远愤怒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1929年,他同阎宝航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外各地的爱国运动,督促南京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支援东北地区的反日运动。同年,总商会改组,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的公署秘书。1930年,杜重远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期间,并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广泛联系,从此,逐渐成为大家所熟知和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沈阳。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重远为躲避关东军的追捕,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八年的实业,乔装入关,逃到北平,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等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同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北京)成立,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此后,他经常奔走于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杜重远先后参与组织和支持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军多门师团、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热河抗战活动。他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给马占山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极大的援助与鼓励。

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了60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曾诚挚地向《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韬奋创办了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共同发起筹备《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未能如愿。邹韬奋愤然出国。杜重远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发行人。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斗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激喊出了“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遂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号召民众“鼓起斗争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

身陷囹圄 力促“张杨”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重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重远被关押在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杜重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他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分析研究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杜重远把经常与自己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并于10月下旬,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承,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

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在此期间,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并利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的时机秘密会见,讨论联共抗日问题。两人对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并经常和杜重远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和合作。9月8日,杜重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初亲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重远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几赴新疆 惨遭杀害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0月,杜重远被指定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并活动于上海、武汉及西北各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而高兴。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杜重远,于1937年9月底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的工作人士持欢迎态度。杜重远与盛世才系同乡同学关系,刚到新疆颇受款待。数日后,杜重远从新疆返回内地,把沿途见闻写成《盛世才与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扼要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在书中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于是,盛世才再次邀他去新疆工作。

从1937年至1938年,杜重远曾三次去新疆,并在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撰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杜重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他却于5月17日辞去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杜重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会上,他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参政会的各党派团体应站在整个国民民族的立场上,摒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

1939年1月2日,杜重远应盛世才的再次邀请,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去新疆工作。他特意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不少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译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重远到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还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演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茅盾等人去新疆学院任教,还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兴芒》刊物。不料,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世才在杜重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重远的行动。杜重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了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表面强大,迅速向右转投靠蒋介石,进行反苏、反共,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同学同乡的旧日情谊,多次直言相劝。为此,盛世才对杜重远更是忌恨在心。

1941年冬,盛世才炮制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给杜重远加上“系受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的罪名,将杜重远关进监狱。当时,由杜重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多被罗织罪名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世才为了置杜重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重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杜重远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43年10月(中秋节后),被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杜重远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誉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责编:孝媛、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