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究表明:"营口代牛庄开埠"是百年误解

王敏娜

2016年08月26日10:01  来源:辽宁日报
 
原标题:“营口代牛庄开埠”是百年误解

没沟营开埠时的情形。(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谈到营口的历史,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民间,“营口代牛庄开埠”之说一直广为流传。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张士尊对“辽河航运及东北经济一体化”进行专项研究时,翻阅了大量海内外关于辽河航运的原始资料,他发现不但当时清朝的档案没有“营口代牛庄开港”的记载,彼时中外往来文件中对此也没有提及。

事实上,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过质疑,认为当年《天津条约》 指定的牛庄开埠所在地指的就是没沟营,即现在的营口港前身。

原始档案无一提及“营口代牛庄开埠”

“《天津条约》是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清朝政府被迫开放了10个通商口岸,其中就有牛庄。”8月11日,明清史专家、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的张士尊教授为记者讲述牛庄开埠的前后经过。

牛庄如今是海城市下辖的重要乡镇,而“没沟营”即现在的营口市区。张士尊告诉记者:“牛庄没有开埠,却在没沟营设立了通商口岸,为此,自民国以来,‘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说法甚是流行,直至今天,这种说法依然盛行。”

今人对“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重要证据就是 《营口县志》,其中写道:“其第十一条内载,以牛庄为商埠,故现在营口咸犹以牛庄混称之。迨十一年,英领事至牛庄,查勘辽河下游海口淤浅,轮舟出入不便,乃舍而移就营口设立商埠……”也就是说,按照中英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原本开放的是海城的牛庄,但由于牛庄港口条件不好,英国人才把口岸转移到营口(时称没沟营),让营口代替牛庄开港。加上英国时任中国牛庄领事馆首任领事的密迪乐确实曾到牛庄去考察,这使得“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说法论据更为充分。

然而,张士尊在研究中发现,包括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相关原始资料中,凡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资料,竟然无一提及“营口代替牛庄开港”这件事。

为了求证“营口代替牛庄开埠”是否为实,张士尊翻阅了大量资料,甚至调阅了当年英国与清政府之间就开埠通商的所有往来电文,逐条翻译、分析。最终,他发现“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说法只是后人的误解。

“历史的本真面目要从原始档案中寻找、探究并进行剖析。”张士尊说,“《营口县志》 编著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是后人对历史的整理,距离营口开埠已过去半个世纪,其中难免会有很多错误之处。”

没沟营是牛庄的一个口岸,是辽东最大的出海口

在张士尊看来,出现“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错误原因,是因为清代不仅有牛庄城,还有牛庄港和牛庄口岸,而且这三者不是一个地方。

张士尊说,以前辽河很多地方都有牛庄港和牛庄口岸,很多人并不清楚它们的区别。

清朝入关以后,在东北推行八旗驻防制度,实行旗民二元体制,即在同一块土地上,既有管理旗人事务的旗署,也有管理民人事务的民署。牛庄作为八旗驻防城,是个行政区域,其管辖范围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自乾隆元年(1736年)直至清末,其范围一直比较稳定。牛庄的辖区与当时的民署海城县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特别是南部,都把辽河河道和辽河入海口囊括在内。在旗民二元体制下,旗署和民署对港口和口岸都有管辖权,当时牛庄和海城共同管理辽河河道上的各港口和口岸。不过,牛庄城守旗署为港口和口岸的主要管理者,因此在其辖区内的港口(码头)和口岸,都可能被称为牛庄港及牛庄口岸。历史上,被称为牛庄港的地方不止一处,尤其在太子河和辽河沿岸,由于辽河航运发达,在档案文献中称牛庄港的码头更多,如小姐庙、半边台、耿隆屯、亮子沟、鸡爪沟、白草沟、田庄台、没沟营等。

为验证史书记载,张士尊遍访辽河两岸的古码头,到老百姓中了解情况。

根据辽河沿岸居民的讲述,清末民初,每到秋收季节,辽河的航运高峰就到来了,两岸到处都是码头,对外一度统称牛庄港。

尽管牛庄港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港口都是口岸。“牛庄港,一般是指太子河或辽河下游牛庄城守辖区内可以装卸货物的码头;而牛庄口岸也称牛庄海口,简称牛口,则是牛庄城管辖范围内设置征税机关的码头。在清代的档案文献中,同样也可以找到几处曾是牛庄口岸的地方。”张士尊说,“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两个牛庄口岸。在清代不同时期,牛庄口岸所在的位置也不尽相同,牛庄口岸曾三次西迁,从最初的小姐庙,先是迁到三岔河,然后迁至耿隆屯,最后迁至田庄台,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牛口只能算一个,另一个牛庄口岸就是没沟营。”

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为征收山海关及附近隘口的关税,清朝设置了山海关监督。此后不久,该机构开始代行辽东各口岸的征税权,没沟营很可能在那时被山海关监督作为口岸来管理。因为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山海关监督奏报中明确记载,此前牛庄有两个口岸,即半边台和没沟营。

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朱批奏折也印证了这一点,该奏折为《盛京将军富俊奏报遵驳妥拟牛庄海口装粮过斗章程事》,其中明确指出,当时牛庄的没沟营已经成为辽东最大的海口,没沟营和田庄台两个口岸每年输出粮食40万至50万石,为其它口岸的数倍。张士尊说:“由此可见,没沟营最晚自乾隆年间开始就已经是牛庄的重要口岸,全称为牛庄防守尉辖下没沟营口岸,简称牛口或营口,其作为牛庄口岸的时间不但很早,而且很长。”

清政府最初准备开埠的牛庄口岸就是没沟营

“作为牛庄两大口岸之一,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没沟营就已蜚声中外,不但各省的船只来此装卸货物,还有打着各种旗号的外国商船前来贸易,这为营口最终开埠打下基础。”张士尊说,“《天津条约》所开放的牛庄,实际指的是牛庄口岸。”

张士尊说,翻阅中英《天津条约》的原始文本可以看到,其中第十一条原文为“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城口’两个字,具体说就是‘府城和口岸’,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官员缺少外交经验,导致‘城口’一词存在歧义。如果两者是并列关系,就涉及府城开埠与口岸开埠,如果两者是从属关系,就是府城所辖的口岸。”张士尊如是分析,“无论是参照以前诸如《南京条约》中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是从后来各城口开埠的实际状况来分析,《天津条约》所说的府城和口岸,既非从属关系也非并列关系,而是选择关系,即或在口岸开埠,或在府城开埠。口岸在府城附近的就在府城开埠,口岸距离府城较远的就在口岸开埠。”

营口距离牛庄45公里,超过其指定的25公里以内这个“附近距离”,而且这一距离刚好和潮州府城到其口岸汕头的距离相等。

因为在英文版的 《天津条约》中,潮州后特别加注“汕头”,即Chau Chow(Swatow),证明潮州开埠地为其口岸汕头。同理可以推断,牛庄开埠地点实为其口岸没沟营。

至于其在英文版条约中为何没有加注“没沟营”的字样,张士尊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外各方都将没沟营称牛庄口岸或牛口、营口,认为没有必要另外添加标注。何况,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开埠都是被动行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开埠地点距离行政中心越远越好,损失的权益越少越好,在档案文献中,清政府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各类官员的类似表述比比皆是。

张士尊查的资料表明,从咸丰十年(1860年)末到咸丰十一年初的数月时间里,为尽量维护国家权益,朝廷和地方官员都在为开埠做着准备。盛京将军玉明也按照皇帝的旨意,积极筹拟通商章程,其拟定的章程中无一不透露出开埠地点是在距离行政中心较远的没沟营。

至于密迪乐乘军舰到牛庄去考察一事,张士尊的解释是,此举恰恰和营口代替牛庄的说法相反,其可能是想将口岸从没沟营改设在内陆的牛庄。作为一个殖民者,密迪乐的职责就是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争取殖民权益的最大化。他乘军舰前往牛庄考察,不排除有把口岸从没沟营转移到牛庄,在牛庄设置领事馆的意图,因为牛庄为防守尉的驻地,是区域行政中心,而且深入内地,对英国向东北腹地的政治经济渗透十分有利,可当时的营口地界却是河沟纵横,到处都是烂泥塘,其规模根本没法跟牛庄相比。

“在看到牛庄不利的港口条件和衰败的经济状况以后,密迪乐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转而遵从清朝政府的安排。”张士尊说,“且不说中英《天津条约》中的牛庄就是指牛庄口岸没沟营,仅就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也是清朝政府准备在没沟营开埠在先,密迪乐率队考察牛庄在后,所以说‘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说法并不成立。”

延伸

更改通商口岸

并非易事

虽然当时的清朝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改换口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按照中英 《天津条约》,登州为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初,英国人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马礼逊到登州后,看到登州水城很浅,并且无避风场所,就想用百里外的烟台来取代。马礼逊获得地方默许后,先与登莱青道、登州府协商,草拟 《通商章程》,报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再上奏朝廷,请求御旨定夺,最后朝廷才正式下旨。

1861年7月,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等人到烟台筹办开埠事宜。

“登州开埠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涉及这么多官员,可见过程并不那样简单。如果 ‘营口代牛庄开埠’ 曾经真实地发生过,牛庄上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山海关监督等众多的管理部门和官员,朝廷和地方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都要反复讨论和辩驳,其复杂程度不会逊于烟台代登州开埠,势必会留下大量的档案和文献。但是今天我们找不到有关‘营口代牛庄开埠’的任何记载。”张士尊如是解析。

雍正年间营口已兴起

没沟营作为辽东口岸中最为重要的口岸,兴起的时间比较早。据《营口县志》(1933年)记载:“天后宫称西大庙,在埠内西大街,于前清雍正四年(1726年)创建正殿三楹,东西廊各五楹,前殿三楹,两翼钟鼓楼各一,院前戏楼一座,东西柏牌坊一方,巍然高耸……道光年间《重修天后宫碑记》,此碑现已遗失,原碑文中有‘舳舻云集,日以千计’之语,广为后人引用。”这足以证实营口兴起之早和经济之繁荣。

(责编:孝媛、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