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醫科大學的校史館，時光仿佛在這裡凝住。展櫃裡，一張泛黃的畢業証讓人挪不開腳步，這張畢業証書被學校視作最珍貴的歷史見証。作為中國共產黨親手創建的第一所醫科院校，中國醫科大學也是唯一以學校名義走完長征全程並在長征中繼續辦學的醫學高校。

一紙証書，見証的不只是辦學起點，更是一所紅色醫學學府在烽火中堅守初心、在征途上賡續文脈的精神原點。如果說這張畢業証回答的是“我們從哪裡出發”，那麼史料中一張老式X光機殘件的照片，則回答了“我們為什麼出發”。

90年前，這台機器由民夫輪換肩抬，跟隨中央紅軍跨湘江、過赤水，行至雲南扎西，部隊決定精簡輜重。面對這台珍貴的“救命機器”，毛澤東同志對時任總軍醫處處長賀誠叮囑道：“機器雖珍貴，但戰士的生命更重要。”師生們含淚將機器深藏於村民家中，輕裝奔赴前線。一藏，就是幾十年。

抉擇之后，更見堅守。機器可以深藏，課堂卻不能停。正是帶著這份對生命的珍視、對使命的執著，這所學校把課堂搬上了長征路。

行軍途中，教師把《藥物學》編成歌謠——“升汞紅汞黃隆汞，阿司匹林托氏散……”，學員們邊走邊唱﹔有人把習題抄在紙上挂在背包后面，讓身后的同伴一路默記。第一期畢業生劉放到紅三軍團衛生部后辦起軍醫訓練隊，學員過雪山時仍討論疾病防治，一停下就用樹枝在雪地上練寫藥名和拉丁文。1936年春，師生滯留四川爐霍，清出的牛棚既作教室又當宿舍，教師自編講義、文書學員刻版油印，入夜燃起篝火照明苦讀，每天學習長達12小時——8小時上課、4小時自習。困苦壓不住樂觀：牛皮縫成籃球、牛膀胱充作球膽，歌聲與球賽常年在高原響起。

1941年7月，毛澤東同志為已經定名中國醫科大學的學校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十三個字，從此成為中國醫科大學最深沉的精神底色，也成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一面不褪色的旗幟。

精神的生命力，不在紀念館的展櫃裡，而在后來者的行動中。

2026年7月，中國醫科大學五所附屬醫院的骨干醫師組成義診隊伍，奔赴延安，在吳起、延長、志丹、甘泉、黃陵五縣同步開展“重走長征路，紅醫傳薪火”義診活動。通過開展教學查房、病例討論和專題講座，把優質醫療資源送到老區群眾身邊。義診結束后，專家們走進學校延安時期舊址和楊家嶺、棗園革命舊址，在先輩出發的地方回望初心。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回訪”，而是一次自覺的精神校准：長征路上，紅軍衛校的師生一邊行軍一邊為傷員和百姓治病﹔新時代的紅醫人，沿著同一條道路，把診室搬到老區群眾的家門口。

長征精神進入課堂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中國醫科大學原創校史劇《紅醫搖籃》已連續多年上演，2025年首次走出校園，登上盛京大劇院專業舞台。全劇以82歲的醫生張紅延重返母校、追憶校史為敘事主線，90分鐘、7場戲，串起瑞金初創、長征跋涉、延安歲月、興山辦學、扎根沈陽、汶川逆行的歷史縱深，尾聲落在今日校園的一場對話。三個月的復排中，65名學生演員與主創團隊反復打磨。“特別是長征場景的演繹，仿佛帶我們穿越回那段崢嶸歲月，讓我對先輩的堅守與奉獻有了更切身的體會。”在劇中飾演張汝新的110期本科生王藝欽說。當“政治堅定、技術優良、救死扶傷、人民至上”的紅醫精神被寫入新生開學第一課、被排進話劇的台詞、被唱進行軍途中的歌謠，長征就不再是一段被講述的歷史，而成為一代代紅醫學子可感、可觸、可踐行的精神起點。

90年前的長征，檢驗的是一支軍隊在絕境中還能不能走下去﹔90年后，擺在一所醫學院校面前的，是另一條長征路——在醫學技術飛速迭代、健康需求日益多元的今天，還能不能始終把“人民”放在醫學的中心，培養出情系人民、服務人民、醫德高尚、醫術精湛的仁心醫者。

答案，寫在三十多萬名畢業生的足跡裡：

——在邊疆。2016年起，學校獨家承擔遼寧省醫療人才“組團式”援疆任務，截至2026年共選派11批次224名援疆隊員和152名柔性援疆專家支援新疆塔城﹔2015年以來，已派出9批次38人次援藏隊員支援西藏那曲，高原反應壓不住門診的隊伍和手術燈的亮度。

——在海外。多年來，學校陸續派出數百人次醫療隊員奔赴也門、岡比亞等國家。在炮火與瘧疾之間，他們不僅帶去精湛醫術，更通過帶教培訓為受援國培養出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

——在每一次險情現場。從抗擊非典到抗震救災，從重症救治到基層幫扶，哪裡有險情，哪裡就有白大褂上那一抹紅醫底色。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對於從長征中走來的中國醫科大學而言，這條路沒有終點。九十余載風雨兼程，從戰火中的“馬上學校”到現代化醫學殿堂，變的是辦學條件，不變的是醫者初心。只要人民需要，隨時出發﹔只要還有一個患者在等待救治，課堂就還在路上，長征就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