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裡，沈陽城東北部炮聲呼嘯，槍聲四起。從那一夜開始，中華民族進行了長達14年的不屈抗爭，無數中國青年在炮火中覺醒，勇敢地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前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偉大事業中。

一批投筆從戎苦戰到底的青年

詹洪閣抗戰文物史料捐贈儀式現場。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供圖

近日，沈陽市政協文史顧問、歷史文獻收藏家詹洪閣先生將珍藏多年的1931年9月19日至1931年12月間的《東京日日新聞》捐贈給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這批日本老報紙，記錄和見証了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武力侵佔沈陽和遼寧的累累罪行。

在1931年9月19日出版報紙的一個角落裡，刊載著標題為《東北大學學生打倒日本大演說會》的簡短新聞，譯文大意為：“19日上午8時，東北大學的學生全部到本校講堂集合，召開打倒日本的大型演講集會，譴責、控訴日軍的侵略暴行，並提出建議當局通電各國，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對中國進行援助”，隻寥寥數語卻是無數東北愛國學生在民族危亡之時不畏強敵，挺身而出，表現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和英勇斗爭精神的真實縮寫。

九一八事變三天后，3500余名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學生舉行集會，宣布成立東北留平學生抗日救國會，並通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立息內亂，一致對外”。隨后，遼寧、吉林、黑龍江留平同學會以及朝陽大學東北同鄉抗日會、國民學院東北學生抗日救國會、吉林留平同鄉抗日救國會等團體也紛紛宣告成立。

苗可秀在東北大學畢業時留下的照片。東北大學供圖

正在北平流亡的東北大學學生苗可秀，雖然已經得到在北京大學借讀的機會，但國難當頭，日寇步步進逼，讓他心急如焚。

1932年，26歲的苗可秀，義無反顧地回到東北，投身抗日前線。他參加鄧鐵梅部義勇軍后，被委任為東北民眾自衛軍總參議。苗可秀還成立了“東北民眾自衛軍軍官學校”，培養訓練了自衛軍中的下級軍官，提高了部隊的軍事和政治素質。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東北各地紛紛成立義勇軍抵抗日寇，但由於缺乏領導大多數都瓦解失敗了。苗可秀認為必須組織一個秘密團體，培養骨干，長期堅持斗爭。於是，一個新的抗日團體——中國少年鐵血軍成立，苗可秀為總司令。因為參加鐵血軍的都是具有強烈愛國心的愛國少年，因而戰斗力較強，同時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到1934年末已經發展到300余人。

隨著少年鐵血軍的聲勢日益浩大，日寇不得不派重兵圍剿。1935年6月，苗可秀不幸落入敵人魔掌，並於7月慘遭殺害，年僅29歲。

東北流亡學生和青年組成的抗日隊伍，不僅戰斗於白山黑水間，在其他的抗日戰場中也不乏他們的身影……

九一八事變43天后，馮庸大學義勇軍宣告成立，這支由教師、學生組成的抗日隊伍還活躍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和熱河抗戰中。

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在瀏河前線。東北大學供圖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馮庸大學派出300名師生前往上海，既參加戰地救助，也直接參加戰斗。為阻擊日軍在瀏河附近登陸，他們與其他抗日力量並肩戰斗，同仇敵愾，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1932年2月中旬，熱河戰雲密布，一觸即發。馮庸當即命令同學們停課奔赴前線，並再次打出“馮庸大學義勇軍”的旗幟。馮庸率領學生義勇軍開赴朝陽一帶，協助東北軍和其他抗日義勇軍阻擊敵人。

在東北義勇軍中，青年學生成為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東北各地的青年學生參加各抗日隊伍之外，北平各大專學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學生出關投軍。

一次救國圖存的“雙向奔赴”

90多年前，有一批正值青春年華的年輕人，有的是留學在外的高材生，有的是斗志昂揚的工人領袖，就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他們選擇了同一條人生道路——逆行東北，奔赴戰場。

九一八事變后，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黨員和團員總數隻有2000人左右，中共中央急派一大批優秀黨員干部投身東北抗日第一線。其中，有很多熟悉的名字——楊靖宇、趙一曼、周保中、馮仲雲……

26歲的楊靖宇剛從奉天監獄中被營救出來，還沒來得及療傷就申請立即投入到抗日前線。

30歲的趙一曼，結束領導工人運動的任務，轉而建立起農民游擊隊，配合抗日部隊作戰，“紅槍白馬”讓日偽報紙也為之驚嘆。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裡趙一曼雕塑。人民網 湯龍攝

29歲的周保中放棄了在蘇聯繼續留學的機會，來到東北參加抗戰。這位出生在雲南大理的白族共產黨員，從此開始了在白山黑水間長達十幾年艱苦卓絕的戰斗。

28歲的清華大學學生馮仲雲，與抗聯戰士一道開啟了14年的苦斗歷程。

九一八事變后，數不清的年輕人從天南海北奔赴東北戰場，用鮮血和生命踐行了自己的誓言，他們中很多人沒有活過35歲。

在一群年輕人奔赴東北抗日前線的同時，一批流亡關內的東北學子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5年前后，一批進步報刊在北平發行。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大學學生叢德滋，發表了大量的通訊和評論，揭露國民黨政府槍口對內的行徑。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代表團進駐西安，組成了聯合辦公廳。叢德滋任宣傳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解放日報》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真實報道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發展進程，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呼吁各黨派聯合抗日，成為當時西北愛國進步力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輿論陣地。此后，叢德滋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和叢德滋一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還有東北大學畢業生張希堯。

九一八事變后，張希堯一直組織和領導東北流亡民眾，尤其是東北流亡學生的抗日救亡斗爭。經歷了一年多救亡斗爭實踐后，他認清了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道理，1933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裡張希堯的手稿。人民網 湯龍攝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裡，張希堯生前使用過的台歷本以及回憶錄大綱手稿靜靜陳放在展櫃中。這份手稿是張希堯於1946年從延安回東北的途中帶病書寫的，使用的是延安老區自己生產的草紙訂成的小本，主題為“十五年前九一八的回憶”。大綱通篇遣詞朴素，層次清晰，短短幾頁信紙卻濃縮了革命先輩不屈不撓、波瀾壯闊的一生，也浸透了一個普通學生在民族危亡之時表現出的拳拳愛國之情和赤子之心。

據統計，抗戰后到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他們中不乏家境殷實、生活優渥者，甚至還有不遠萬裡歸國抗日的華僑青年。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在聖地延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有的奔赴抗日前線奮勇殺敵，有的以筆為槍，創作出無數鼓舞人心的文學藝術作品。

一群以文化喚醒大眾的文化先鋒

提到九一八事變，人們腦海中總會浮現出一段旋律——“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這首《鬆花江上》已經成為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和警醒。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的《鬆花江上》雕塑。人民網 湯龍攝

九一八事變后，因東北淪陷，被迫流離他鄉的東北軍官兵攜老帶子，布滿西安街頭。他們有家不能歸，有仇不能報，每個人心頭都郁結著悲苦與怨憤。

34歲的張寒暉正在西安二中做教師，他有感而發，譜寫了《鬆花江上》這首感人肺腑的獨唱曲。他把這首歌教給學生、群眾演唱，然后，他帶領群眾到西安的城牆上﹔街頭中去演唱。悲怨壯烈的歌聲深深打動了廣大東北軍官兵的心，數萬名官兵聽后紛紛落淚。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學生集會，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會后學生在西安城裡舉行游行，然后要步行到臨潼向蔣介石請願。在西安東郊十裡鋪灞橋橋頭，張學良將軍勸阻學生返回，數千學生齊唱《鬆花江上》。張學良將軍熱淚盈眶，向大家保証：“一個禮拜以內，我用行動回答大家！”3天以后，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遮蓋著志士的鮮血，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的抗戰不歇……”這段激動人心的歌詞出自另一首著名的抗戰歌曲《五月的鮮花》，而曲作者就是親歷“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大學青年教師閻述詩。

歌曲《五月的鮮花》。東北大學供圖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一二·九”運動，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被軍警阻隔在城外的情況下，東北大學作為游行隊伍西路縱隊的主力，高舉大旗，沖出被軍警包圍的校門，走上西直門大街。西四牌樓、王府井大街，都曾留下東大學子在數九寒冬裡與軍警搏斗的畫面。

東北大學學生走在請願游行隊伍最前列。東北大學供圖

在“一二·九”運動中，當時在東北大學法學院任教的閻述詩帶領學生收容一批批被送至東北大學的傷員，又和學生一道將重傷者轉送至醫院搶救。他目睹了學生頭上、肩上都在流血但決不退縮的場景，深深地被學生這種為國擔當的精神所感動。

當學生金肇野拿著《五月的鮮花》歌詞請他譜曲時，悲壯激昂的歌詞一下引起了他的共鳴，含著眼淚反復吟唱。這首誕生在“一二·九”運動中的抗日救亡歌曲很快傳遍全國，流傳至今。

與此同時，流亡在外的東北作家，創作出日本佔領下東北人民有血有肉的民族抗爭現實，名動文壇。中共滿洲省委在領導東北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同時，積極開展抗日的文化工作，引導東北文藝工作者走向抗日救國之路。

羅烽受中共滿洲省委委任，與金劍嘯一起領導北滿的文藝運動。他們與哈爾濱的中共黨員作家舒群、姜椿芳、方未艾等積極展開活動，團結一批愛國文藝青年如蕭軍、蕭紅、白朗等，組成一支文藝新軍，這支文藝新軍后來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抗日文學的先鋒。

“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正是無數中國青年的覺醒，用行動証明了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青年人的覺醒不僅關乎個人的命運，更關乎整個民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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