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大學的歷史上，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解放而捐軀的烈士，有據可查的就有80余人。他們在白山黑水間戰日寇、斗土匪，為新中國的誕生拋頭顱、洒熱血，用生命譜寫了東大人愛校、愛鄉、愛國、愛人類的贊歌。

如今，他們的事跡已經銘刻在東北大學的校史中。每年九月，大一新生都會參觀校史館。每當走到“東大英烈”展區時，看著展板上一張張同樣年輕的面孔，看著烈士們生前的遺物，參觀隊伍都會不約而同地安靜下來，駐足傾聽這些年輕面孔背后的故事……

苗可秀

“山吟水嘯，鳥語虫聲，皆視為余歌余語，余泣余訴矣。凡國有可慶之事，弟當為文告我﹔國有可痛可恥之事，弟亦當為文告我……”這是年僅29歲的東北大學學生、遼東抗日義勇軍英雄苗可秀在被日軍殺害前寫給友人信中的一句話。

苗可秀1926年考入東北大學文科中文系預科讀書，1928年升入中文系本科。九一八事變后，苗可秀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借讀。面對日軍欺辱、家園淪喪之痛，他心緒難平，日夜為抗日救國事業奔走呼號。

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不久，苗可秀就同張希堯、張金輝、宋黎、高鵬等東大學子在北平加入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並負責該會宣傳部、軍事部的工作。同年11月，“救國會”又把幾十名東北大學學生組成了“東北抗日學生救國軍”，苗可秀任學生軍大隊長。東北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劉永濟回憶道：“遼吉淪陷，東北諸生痛心國難，自組成軍，來征軍歌以作敵愾之氣”，應學生之邀，他填寫了《滿江紅》一首，作為東北抗日學生救國軍的軍歌，這首《滿江紅》也成為最早的義勇軍軍歌之一。

苗可秀等返回東北參加義勇軍

1932年從東北大學畢業后，苗可秀參加鄧鐵梅部義勇軍——東北民眾自衛軍，並被任命為總參謀。在苗可秀的輔助下，鄧鐵梅帶領東北民眾自衛軍打了許多勝仗。為了培養與訓練義勇軍骨干，苗可秀又提出成立軍官學校，得到鄧鐵梅的首肯。“東北民眾自衛軍軍官學校”成立后，苗可秀任教育長並主持學校工作。軍官學校為義勇軍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東北民眾自衛軍的領導骨干。

1934年2月，在苗可秀的主持下，以大、中、小學生和青年教師為主體的“少年鐵血軍”成立，苗可秀任鐵血軍總司令，並親自創作了鐵血軍四首歌詞，其中一首名為《團結義勇軍軍歌》。

“少年鐵血軍”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面對連戰連勝的“少年鐵血軍”，日寇不得不派重兵圍剿。1935年6月，苗可秀不幸落入敵人魔掌，並於7月慘遭殺害，時年29歲。

苗可秀犧牲后，同為東大學子的趙同、趙偉、高鵬等人於艱難之時，再度掀起抗日高潮，使鐵血軍名聲大震。1937年7月，為了籌措經費，擴大實力，鐵血軍轉戰華北，於昌平縣成立國民抗日軍。其后，鐵血軍召開全體會議，在鐵獅子墳成立國民抗日軍總部，趙同任司令，高鵬為政治部部長，汪之力為秘書長。國民抗日軍隊伍不斷壯大，成立兩個月后即發展到1500人，成為北平一帶最大的一支游擊隊。1937年12月，國民抗日軍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遷往河北西部，人數擴大到萬余人，多次勝利完成阻擊任務，為平西的抗日斗爭屢立戰功。

當苗可秀、趙同等組織的義勇軍馳騁在遼東、平西抗日戰場的同時，宋黎、戴昊等東大學子在遼西一帶也揭竿而起，舉起了抗日的義旗。

1932年5月，宋黎、戴昊等人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把遼西地區分散的抗日力量組織起來，成立了“東北義勇軍總指揮部”，宋黎任總指揮，戴昊等人任軍事負責人。1933年，他們又組織了“中華青年抗日鐵血團”，一邊深入偽軍開展策反工作、組織城市人民開展反日斗爭﹔一邊到農村組織部隊，與敵人硬碰硬地斗爭。

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在瀏河前線

與東大師生並肩戰斗的，還有此時尚未合並入東大的馮庸大學。1931年11月，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在北平成立，同月，抗日義勇軍開赴抗日前線，先后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一·二八淞滬抗戰、熱河抗戰，活躍在抗日救國的第一線。

今天的人們，隻能憑借文獻的記錄，來想象當時的槍林彈雨，但曾經與苗可秀共赴生死的東大學子高鵬卻用更具體的行動，將義勇軍們的事跡宣揚開來。

高鵬

1933年2月, 遼吉黑熱后援會會長兼東北抗日義勇軍總司令朱慶瀾等組成慰問團，攜大量籌集物資，從上海出發赴東北和熱河慰問。當時，在上海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的聶耳也在慰問團中。經東北大學學生、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的聯絡副官高鵬介紹，聶耳聽到由錦州黑山的高鵬振在組建“鎮北軍”時創作的《義勇軍誓詞歌》，受到了啟發，完成了電影《風雲兒女》配樂的“進行曲”，最后定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這些前赴后繼的東大學子，以他們的青春、鮮血和生命澆鑄成涌動在《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不朽音符，將愛國的種子埋在東大人的心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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