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青石硯 北票出土。魏晉時期，遼西走廊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通道。北方多支游牧民族由此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學習漢制，興儒學，“三燕”政權為典型代表。 受儒家思想影響，北燕貴族也學中原仕人，在墓中隨葬文具。

紅山彩陶罐瓮，牛河梁出土。其彩色花紋體現仰韶與紅山兩大文化的融合。

西周牛紋罍，燕國禮器，喀左出土。因在四川也出土相同器物，所以，此罍為研究燕與巴蜀文化傳播與交流提供方向。

東晉金珰，北票出土。體現中原文化、西亞文化、鮮卑游牧文化高度融合，在傳播過程中，對東亞金飾品影響深遠。

晉代釉陶羊尊，北票出土。體現“三燕”時期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融合。

提 要

遼西走廊既是一條地理通道，也是一條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通道。作為國內知名的文化通道，遼西走廊誕生於多民族融合土壤上。研究顯示，遼西走廊包括大凌河廊道、傍海道兩大廊道。從文化傳播交流結果看，遼西走廊是名副其實的“詩書之路”。

見証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

“遼西走廊是史書記載的、由中原通向東北傍渤海的第一條重要交通廊道。它不僅是交通要道，同時還是民族融合的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物資運輸的通道。”專注東北地區交通研究的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這樣告訴記者。

關於遼西走廊，歷史上有太多的大事件可記錄。

——三國時期，官渡之戰后，袁紹之子倉皇逃往遼西。為了徹底消滅袁紹殘余勢力並統一北方，公元207年，曹操率大軍攻打遼西。凱旋途經碣石，見景抒情，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觀滄海》。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慕容鮮卑在朝陽創立了前燕、后燕等地方割據政權，統治這個地區，遼西走廊空前繁忙，因此，朝陽被稱為“三燕古都”。

——隋唐兩朝三帝，數次穿行遼西，征討盤踞遼東的少數民族政權。其中唐朝大將薛仁貴大獲全勝的傳奇經歷，借助民間藝人故事化的演繹，深入人心，至今仍被津津樂道。

——明末清初，驍勇善戰的努爾哈赤在取得薩爾滸大捷后，又在幾年間連下遼陽、沈陽等七十余城，然后將進攻目光瞄向了寧遠城（現在的興城）。20年后，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清軍南下入主中原，開啟了又一個歷史新篇章。

雖有時間先后，但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皆發生在遼西走廊這個地理空間內。

其實，遼西走廊的歷史起點遠不止曹操“三征烏桓”。“距今5300年-5000年，位於朝陽的凌源市與建平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見証了文明社會的出現。實際上，它也在遼西走廊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劉國祥說。

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曾被遼寧考古學家郭大順譽為“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頭戲都在此上演。統一多民族國家出現，中華民族形成，中華文化的不斷重構以及多元一體化特征等一系列問題都可以在遼西走廊上尋找到答案。”幾十年一直在專注民族走廊研究、渤海大學東北亞走廊研究院院長崔向東說。

兩大廊道，多條路線

遼西，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

“歷史上的遼西與如今的遼西，在地理空間上並不完全一致。”崔向東說，歷史上的“遼西”區域面積要較現在更為廣闊。具體來講，“古遼西”既包括現在的遼寧省西部，也包括內蒙古東部和河北北部。如果從現在的行政區劃看，它處於遼寧省西部（朝陽、錦州、阜新、葫蘆島）、內蒙古自治區東部（赤峰市）和河北省東北部（承德市、秦皇島市）。其中我省的朝陽、阜新、錦州、葫蘆島是遼西走廊的核心區域。

如果在地圖上看，“古遼西”大體指醫巫閭山以西、七老圖山以東、燕山以北、西拉木倫河以南的區域范圍。這個區域是東北與中原連接的重要部位。

縱橫交錯的山脈、百折千回的河流，波瀾壯闊的大海，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古遼西地區孕育了遼西走廊。

崔向東告訴記者，遼西走廊實際上包括兩大廊道——大凌河廊道和傍海道。

大凌河廊道形成的時間比較早，它以燕山各關口為界，又分為三條廊道。如果以從東北進入中原的方向來考察，這三條廊道分別是：其一，柳城（今朝陽）-平岡（今凌源）-古北口道（見示意圖中①）﹔其二，柳城-平岡-盧龍（喜峰口）道（見示意圖中②）﹔其三，柳城-平岡-令支（今河北灤縣一帶）-無終（今天津薊縣）道（見示意圖中③）。

“從遼西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和青銅時代遺址分布看，大凌河廊道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見雛形，商周時期成為常行的道路，后世廣為沿用，在歷史上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崔向東說。

作為遼西走廊的另外一個廊道——傍海道，位於渤海西側海岸沿線，基本沿海岸而行。傍海道由臨渝關（今山海關）出發，沿渤海西岸向東北抵達綏中的碣石，再向東北行至錦州、向東進入遼東（見示意圖中④）。

傍海道的開通分為兩個時期，遼金以前，由於海浸和遼澤的阻隔，傍海道雖然已經出現，但並不暢通。遼金以后，隨著漢族、契丹、女真人口的大量遷入，傍海道地位逐漸提升，碣石至錦州段州縣相連，民族雜居，中原與遼東往來密切，濱海廊道逐漸暢通，地位日漸上升。

到了明清時期，傍海道的戰略地位變得空前重要，因為它“扼山海沖要，為京師藩籬”，成為東北與中原相互聯系的命脈要道，甚至關乎國家存亡。歷史上，決定明清易鼎的“鬆錦大戰”“山海關大戰”都發生在遼西走廊傍海道，可見傍海道的重要性。

是民族融合、文化傳播之路

相較於地理意義上的遼西走廊，站在文化角度上打量，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在這條廊道上的作用更為凸顯。

誕生遼西走廊的“古遼西”自古就是多元經濟、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漁獵文明、海洋文明在這片豐沃的土地上交相輝映，相互取代中又彼此融合，使這一區域具備了民族融合的先天基因。崔向東表示，不同歷史時期，遼西走廊的文化交融體現為兩種傾向：一是學習、實施漢文化，比如在秦漢時期，烏桓、鮮卑人學習漢人的制度和文字，日漸與漢人融合。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慕容鮮卑等游牧民族“漸慕諸夏之風”“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要影響。

再有一個就是學習游牧民族風俗。唐代營州（今朝陽）是農耕、游牧、漁獵乃至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樞紐之地。高適的《營州歌》曰：“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真實地反映了唐代遼西走廊民族雜居和游牧民族風俗流行的文化傾向。明清時期，居住在遼西走廊的漢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蒙古族文化影響。

崔向東說，以上這些體現了遼西走廊地帶的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借鑒、融合，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都在更大規模、更深層次推動了“多元一體”中國的發展。

除了民族融合外，遼西走廊還是一條特征十分明顯的詩書交流通道。“我們提出，遼西走廊是一條‘詩書之路’。”崔向東說。

5000多年前，順著遼西走廊南下的紅山文化，與北上的仰韶文化在現在的河北張家口地區相遇。按照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的觀點，兩大上古文明在這裡融合交匯，產生了以龍紋和玫瑰花結合的文化群體，紅山文化的壇、廟、塚就是它們相遇后撞擊出的文明火花。

不止如此，喀左地區發現的作為禮器的商周時期窖藏青銅器﹔魏晉時期，佛教從遼西走廊再傳到朝鮮半島、日本半島。這些是遼西走廊上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

歷史上，朝鮮、日本的使者到中國，歆慕漢文化，“盡市書而還”“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其文化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從文化傳播交流的結果看，北方的契丹、女真等民族逐漸接受中原文化，並參與到中華文化的構建中來。

在中華文化影響下，東亞文化圈形成。東亞文化圈以文字、儒學、佛教、典章制度為標志，實質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東亞文化認同依靠的不是物品、技術，而是書籍所代表的精神文化。從遼西走廊文化傳播交流的結果看，‘詩書達於禮教’，遼西走廊是名副其實的‘詩書之路’。”崔向東說。

手記：

應深挖“遼西走廊”

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四大民族走廊中，遼西走廊的知名度不及河西走廊。如果說古絲綢之路上的河西走廊連接著亞非歐的貿易與文化交流，東西方文化在這裡激蕩，那麼，溝通中原與東北亞地區的遼西走廊，則在東北亞地區發揮著“橋頭堡”與“中轉站”的雙重作用，沉積了厚重的歷史。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遼西走廊的價值所在。遼西走廊與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在朝陽地區交會，西亞、中亞的文化和物產經過這一重要節點“兵分兩路”：一路繼續向東延至朝鮮半島，一路繼續向北深入東北腹地，直抵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庫頁島，並在這個過程中與東北亞水陸絲綢之路相連接。地理通道的連接為經貿與文化交流提供了支撐，因此，繁忙與繁榮成了遼西走廊歷史上的發展底色。

從歷史深處走來的遼西走廊其實一直在續寫著歷史。比如，已經通車的京沈高鐵，所行路線基本就是遼西走廊上的大凌河廊道。

這仍不夠。

梳理與挖掘遼西走廊的歷史就會發現，這條特殊通道除了可以在交通方面給予現代人啟迪外，在產業、資源、人才等方面都能以古鑒今，打開視野。

不止如此。

若能深挖文旅資源、人文資源，站在“遼西走廊”整體上謀劃，將人文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產業優勢，這可能是另一篇值得書寫的大文章了。

（圖片除署名外，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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